林屿五岁那年被送到姥姥家。
他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只记得那天下着雨，妈妈牵着他的手在村口的土路上走，路很滑，他的雨鞋踩进去拔出来，踩进去拔出来。妈妈的雨伞一直往他这边斜，她半边肩膀都湿了。到了姥姥家门口，妈妈蹲下来，把他雨衣的帽子往下拉了拉，说：“在姥姥家要听话。”他说好。妈妈又说：“妈妈很快就来接你。”
很快。
后来他才知道，大人嘴里的“很快”没有准数。但在五岁那年他还不懂。他站在姥姥家门口，看着妈妈的背影在雨里越走越小，拐过村口那棵大槐树，不见了。姥姥从后面走过来，手搭在他肩膀上。那只手很粗，隔着雨衣他都能感觉到指节上硬硬的茧子。姥姥没说话，牵着他进了屋。
姥姥家的土坯房有三间，靠墙支着一张木板床，铺着蓝格子床单，就是他的床。床头有一个小窗户，窗外是姥姥种的柿子树。柿子还青着，挂在枝头，雨滴从叶尖一颗一颗往下淌。他趴在窗户上看了一会儿，回头问：“我妈什么时候来接我？”姥姥正在灶台前生火，背对着他说：“快了。”
他等了三天。妈妈没来。
第四天姥姥从灶台后面的小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盒。铁盒是圆的，上面印着褪色的牡丹花，漆掉了几块，露出下面银灰色的铁皮。姥姥拧开盖子，从里面拿出一颗糖，橘子味的硬糖，透明的橘黄色，用玻璃纸包着，两头拧成小翅膀的形状。
“吃吧。”
他把糖放进嘴里。橘子味在舌尖上炸开，甜的，很甜，比妈妈过年买的大白兔还甜。他把糖含在嘴里不咬，让甜慢慢地往外渗。姥姥看他吃糖的样子，嘴角动了一下——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姥姥笑。那个笑很浅，很快就没了。
后来他知道了，姥姥的糖不是随便吃的。那个铁盒放在大衣柜顶上，很高，姥姥每次都要踩着板凳才能拿下来。里面的糖是有数的，她一次只拿一颗。他有一次趁姥姥去地里摘菜，踩着板凳把铁盒够下来，想数数里面还有多少颗。刚打开盖子，姥姥就回来了。她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篮子豆角，什么都没说，只是看着他。他把盖子拧回去，把铁盒推回原位，从板凳上跳下来。姥姥也没骂他，走过去把铁盒往里推了推。
那天晚上他听见姥姥在隔壁房间咳嗽，咳了很久，一声接一声，像有人在用锤子敲一面很旧的鼓。他用被子蒙住头，在被窝里闻到了自己嘴里残余的橘子味。甜的，但甜得有点发苦了。
妈妈第一次来看他是两个月以后。
那天他没认出她。她站在院门口，穿着件他没见过的灰色外套，头发剪短了，脸瘦了一圈。她叫他小名，他才反应过来，跑过去抱住她的腿。她蹲下来把他搂进怀里，她的身上有一股味道——不是以前的雪花膏味，是长途汽车站那种汽油混着灰尘的味道。
她给他带了一包大白兔奶糖。他把糖倒在床上数，十七颗。他舍不得吃，每天拿出来数一遍，摆成一排，再一颗一颗放回去。有一次他发现少了一颗，找了半天，在床缝里找到了，上面沾了灰。他把灰吹掉，放回袋子里。
妈妈第二次来的时候，糖还剩十一颗。那次她只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走了。走之前她坐在他床边，看着那袋糖，说：“怎么不吃？要坏了。”他说：“等你一起吃。”她的眼睛红了，但没有哭。她把手放在他头上，按了一下，很轻，然后站起来走了。
他记住的不是那句话，是她眼睛红起来的那一刻。他第一次知道大人也会想哭。他第一次知道想哭是可以不哭的。
从那以后，妈妈来的间隔越来越长。从两个月变成三个月，从三个月变成半年。他学会了不问了。姥姥也不再和他说“快了”。每次他站在院门口往村口看，姥姥就把他拉回来：“进屋，外面风大。”
他开始学会把糖含在嘴里不咬，让甜变长。一颗橘子糖他能含一个下午，含到糖体越来越薄，最后变成一片透明的薄片，舌尖一顶就碎了。有一次他含太久，糖完全化了，嘴里只剩下寡淡的口水。他坐在门槛上把嘴里的甜味一点一点咽下去，咽到最后什么味道都没了。
他有一次问姥姥：“妈妈为什么不带我一起走？”
姥姥正在剥豆角，手指很粗，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泥。她把豆角掰成两截，咔嚓一声。“你妈上班太累了。”
他不太懂什么叫“太累了”。但他记住了那个咔嚓声。后来每次妈妈走，他都会下意识地掰一下自己的手指关节，掰不出声。他发现人难过的时候会想弄出一点声响，任何声响都行，好让自己知道还活着。
那天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人生的第一句话——那个日记本是妈妈从县城给他买的，封面上印着一只黄色的猫。他用铅笔写，字很大，一个字占两行：“甜没呢？”他不会写“没”字，写成了“没”。姥姥不识字，也没人纠正他。
冬天的时候，他学会了自己系鞋带。姥姥教的，教了三遍。她的手太粗了，捏不住细细的鞋带，但她捏着他的手，一点一点穿过去，拉紧。系好的鞋带是一个歪歪扭扭的蝴蝶结，他舍不得解开，晚上睡觉时把鞋放在枕头旁边，蝴蝶结朝着自己。
他还学会了帮姥姥添柴火。灶台比他还高，他踩着一个小木凳往灶膛里塞玉米秆，火苗舔着锅底，把他的脸烤得通红。姥姥在灶台前切菜，刀起刀落，萝卜片薄得透光。她切菜时不说话，但有时候会哼一种很老的调子，没有词，只有调，弯弯绕绕的，像村口那条小河在夜里流水的声音。他后来听过很多音乐，都没有姥姥哼的那个调子好听。
过年的时候妈妈回来待了三天。那是他在姥姥家最长的三天。妈妈带他去镇上赶集，给他买了一串糖葫芦。他举着糖葫芦走在人群里，一只手被妈妈牵着。妈妈的手比姥姥的软，没有茧子，但指节也有点粗了。他不知道那叫劳损。他只知道妈妈的手变了。
三天后妈妈走了。他站在院门口，姥姥站在他身后。长途车的尾灯拐过村口的大槐树，不见了。姥姥没有马上拉他回屋，而是站在他身后，陪他站了很久。后来他的脚麻了，动了一下，姥姥才说：“回屋吧。”
那天晚上他躺在木板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椽子。椽子被灶烟熏得发黑，有一根弯了，像一张弓。他想起妈妈的眼睛，那种红了但不哭的眼睛。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一颗橘子糖。那是他白天从姥姥的铁盒里偷偷拿的，没吃，藏在枕头下面。他把糖纸剥开，把糖放进嘴里。橘子味又来了，甜的。他用被子蒙住头，在黑暗里把糖含化。
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村口那棵大槐树开满了橘子糖，橘子糖在树枝上闪闪发光，像满天的星星掉在了树上。他踮着脚去摘，摘不到。他在梦里跳了一下，手指碰到了最矮的那颗。凉的。然后梦就醒了。
那是他人生中第一个关于糖的梦。梦里的糖是凉的，醒来后手心却像还留着姥姥的温度。
他在姥姥家住了三年。三年里他从一个不会系鞋带的小孩变成了一个会帮姥姥添柴火的小孩。三年里他的门牙掉了两颗，新牙长出来，有点歪。三年里他攒了一铁盒糖纸——不是姥姥的橘子糖纸，那些他舍不得扔。是过年时亲戚给的杂糖，他吃完糖把糖纸抚平，一张一张叠好，藏在床板下面。
八岁那年夏天，妈妈来接他回家。她站在院门口，穿着那件灰色的外套，头发更短了，脸也更瘦了。她身后停着一辆面包车，司机在按喇叭。妈妈对姥姥说：“妈，我来接小屿。”
姥姥正在院子里晒豆角。她把竹筛子放在太阳底下，豆角铺得整整齐齐，每一条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她听到妈妈的话，停了一下，然后把最后一把豆角撒在筛子上，拍了拍手，说：“吃完午饭再走。”
那顿午饭吃了很久。桌上三个菜：炒豆角、炒鸡蛋、一碗萝卜汤。姥姥给他夹菜，夹了三次鸡蛋，每次都放在他碗里同一个位置。他没有吃完。他把碗里的饭扒拉成一个圆球，用筷子戳了一个洞。
走的时候，姥姥站在院门口，和每次妈妈走时一样——手垂在两侧，脊背挺得很直。她没有挥手，没有说“常回来”。车开了，他趴在后座靠背上，透过后车窗看着姥姥越来越小。她抬起手——不是挥，是擦了擦眼角。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姥姥做那个动作。
铁盒里的橘子糖还剩下半盒。他不知道姥姥后来有没有再踩着板凳把它拿下来，有没有在某个下午坐在门槛上，一个人含着一颗糖，等一个永远不会再来的人。
他只知道，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吃过橘子硬糖。在县城超市里看到，他会绕过去。不是因为不喜欢，是因为太甜了，甜得让人难过。